中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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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山顶洞所见小石珠7件、穿孔兽牙125枚等装饰品，上有长期佩带的磨蚀痕迹。其中5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相饰。另有25件还用赤铁矿粉涂染着色，联系山顶洞下室埋葬的尸骨上也散布有赤铁矿粉粒，可能是在衣服上着色所用，或系一种饰终仪式，反映出山顶洞人的某种审美感情。保护生命，掩形御寒，装饰自身，都在原始社会成为服装主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 ，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巾帽。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齐胸襦裙、高腰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
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传统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
经过元代蒙古人统治之后，明代恢复汉族的传统，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服饰制度。明代皇帝戴乌纱折上巾（乌纱翼善冠），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就为皇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 ，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②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然而，由于中国服饰文化缺乏象伊斯兰一样的宗教观念的制约，所以很难抵卸西方突出人体美的服饰审美价值观的侵蚀。近代的旗袍和现代都市女性的各种扭四人体的服装便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句俗语：“穿衣戴帽各随所好”。这说明中国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伦理的约束。
当然西方服饰也吸收中国传统服饰的某些特点，譬如，当中国现代服装采用西方女装那种坦肩露背的领式时，西方则采用中国旗袍的立式领，但西方对中国传统服饰特点的吸收和借鉴毕竟是微乎甚微的。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价值观不可能从整体上去改变或者去替代西方人的审美定势，而西方服饰文化则已形成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强大冲击波，中国人似乎不知不觉地在面临着服饰上的异化。
和伊斯兰服饰文化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是：中西当代和现代服饰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服饰款式不断翻新，追求品牌，高速淘汰，从而给经济资源带来巨大的浪费。这同反对奢靡浪费的伊斯兰服饰伦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翻阅近二十年来中西各国时装杂志，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服装款式的平均寿命只有三至六个月，甚至更短。仅以裙子的款式为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中庸裙”、“密实裙”、“密摺把裙装”、“开裙”、“层叠裙装”、古典式裙装”相继问世。许多服装设计师每年都要推出许多新的服装款式，在不断地人为地刺激服装款式高消费的同时也不断地刺激人们的其他欲望。据国外有关资料报道，当英国王妃戴安娜得知自己被列为一九八三年‘十大衣着最差女性”榜首时，感到十分羞傀和难堪，连英国的许多平民百姓也为她祈祷。这一事例极具有讽刺意义。它表明：服饰早已超越了普通人，甚认为，服饰不仅具有实用和装饰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体现人类在信仰上的崇高精神境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中西服饰文化则将服饰艺术视为服装设计的首要原则，前者重装饰艺术；后者重人体艺术。伦理观念对服装设计与制作的调节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或摈弃。甚至是英国成员的消费标准和审美标准。这种情形正如乔维诺.庞达诺曾指出的：“我们每天都看到服装是这样变更花样，四个月前还认为满意的服装，今天就已经过时而遭到摈弃。这种放荡不羁，只能受到谴责而无法加以禁止。”（《君主论》）虽然服装上的铺张浪费和追求新奇效应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却有警世之言在先，譬如，墨子就曾讲过：“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缔络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而观愚民也……当今之主，其为衣服……铸金色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接，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现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墨子·辞过》）墨子的话语是多么的中肯和精辟，但至今仍遭非议。
此外，当今的有些时装设计师还有意追求某种荒诞离奇的视觉效应。譬如在西方和日本等国曾一度流行过的“乞丐装”，人们故意把衣服弄破，东拖一片，西挂一片，甚至弄成衣不蔽体的样子。或者用陈旧肮脏的布来制作。
至于伊斯兰服饰伦理学坚决反对的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在中西现代服饰中更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我们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身着男式服饰的所谓“假小子”和头扎辫子，耳戴金环的妖艳男子。还有些服装似乎是受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意在消除两性之间的特征差别，提倡所谓：“中性服饰”或者“服饰中性化”。
一、伊斯兰服饰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义这一最根本的、最合理的价值观作为统摄服饰的文化、历史、时代、心理、审美等诸要素的最高主导思想。伊斯兰服饰艺术根本无需伦理学的干预，因为艺术本身就足以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
二、伊斯兰服饰文化强调服装必须遮盖羞体。因为虽然人体作为安拉的创造物是均称健美的，但人体是有男女之别的。暴露羞体很容易激起本能的情欲，从而败坏道德，使人降格为同动物一般。而西方服饰文化则有意突出人体。在将人体作为一种美来观赏时，忽略了人体美的特殊性及人体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混淆了人体美与其他美的形态之间的差异。这种展现和突出人体的审美观是西方服饰文化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古罗马文化的历史沉淀。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约束，不是重人体的直观表现，而是重装饰的写意和传神，但这种传统伦理价值观缺少象伊斯兰伦理学一般的坚固支撑——认主独一的正信和后世归宿的最终关怀，因此，很难抵卸西方审美价值观在服饰设计与制作上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侵蚀，使自身最终发生异化。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 ，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巾帽。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齐胸襦裙、高腰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
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传统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
经过元代蒙古人统治之后，明代恢复汉族的传统，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服饰制度。明代皇帝戴乌纱折上巾（乌纱翼善冠），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就为皇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代服饰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 ，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②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中国服饰对西方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服饰文化刻意追求表现人体美，而完全忽视了服饰伦理，那么，中国服饰文化由于受到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道德上的体统。譬如《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球奇器以疑众，杀！”（易·系辞》认为：‘始容诲淫”。《左传》称“贪色为淫”。《系辞》是秦、汗间的儒生所作，其后，赵飞燕、梁冀及其妻子等在服饰上的追求奇异和生活的淫乱，更说明了“冶容诲淫”。然而，尽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没有或者很少突出对人体美的直接赞赏，但在一些古典文学作品里不乏对人体美的描写。从《诗经》，骚赋到明清的小说和传奇，其中都有这类描写，譬如“肌如白雪，腰如束素”。“肤如凝脂”、“虎背熊腰”，而且更多的是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美的形象；“著我绣荚裙，事事四五通，足上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铛，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赏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丽人行》）或许有人会以现代女性服装中的旗袍为例，来证明中国女装也着重表现人体的自然美，其实，这种旗袍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服饰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直至光绪年间，旗袍还不是现在的式样。传统旗袍在肩、胸、腰、臂、臀等部位的表现与突出人体美的西方女性服装完全不一样。和西方服饰艺术不同的是：中国服饰艺术不是突出人体美，而是充分调动艺术造型等手段追求一种装饰美，即一种超越形体的精神空间。从中国清朝以前的服装款式来看，遮蔽人体的宽抱大油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主流。既使某些人的形体很美，这种服装也不去展现这个美的形体。《资治通鉴》引萧何的话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从这层意义上去看宽抱大袖的中国古代皇帝礼服，我们应会明白它们为什么不去表现皇帝的形体美，而是着重写意传神，突出他们端庄威严的精神力量。屈原在《涉江》中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以穿戴富有自己个性的服饰来表现自己愤世嫉俗，不趋炎附势的气度和情怀。西方服饰人体直观美和中国服饰人体装饰美的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形态价值取向的不同。林语堂就曾经指出：“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不同之点，在于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它。”（《生活的艺术》）莱辛说：“我承认衣服也有一种美，但是比起人体美来，衣服美算得上什么呢？”（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而林语堂则持相反观点：“只有在没有美感的社会，才可以容得住西装……西装的式样是这样的，使街上的行人都会知道你的腰身是三十二寸或三十八寸……一般痴肥的四十岁妇女，穿起祖胸露背的晚服来赴歌剧的初夜公演，这也是西洋发明的刺目事物之一。（《生活的艺术》）然而，由于中国服饰文化缺乏象伊斯兰一样的宗教观念的制约，所以很难抵卸西方突出人体美的服饰审美价值观的侵蚀。近代的旗袍和现代都市女性的各种扭四人体的服装便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句俗语：“穿衣戴帽各随所好”。这说明中国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伦理的约束。
当然西方服饰也吸收中国传统服饰的某些特点，譬如，当中国现代服装采用西方女装那种坦肩露背的领式时，西方则采用中国旗袍的立式领，但西方对中国传统服饰特点的吸收和借鉴毕竟是微乎甚微的。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价值观不可能从整体上去改变或者去替代西方人的审美定势，而西方服饰文化则已形成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强大冲击波，中国人似乎不知不觉地在面临着服饰上的异化。
和伊斯兰服饰文化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是：中西当代和现代服饰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服饰款式不断翻新，追求品牌，高速淘汰，从而给经济资源带来巨大的浪费。这同反对奢靡浪费的伊斯兰服饰伦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翻阅近二十年来中西各国时装杂志，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服装款式的平均寿命只有三至六个月，甚至更短。仅以裙子的款式为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中庸裙”、“密实裙”、“密摺把裙装”、“开裙”、“层叠裙装”、古典式裙装”相继问世。许多服装设计师每年都要推出许多新的服装款式，在不断地人为地刺激服装款式高消费的同时也不断地刺激人们的其他欲望。据国外有关资料报道，当英国王妃戴安娜得知自己被列为一九八三年‘十大衣着最差女性”榜首时，感到十分羞傀和难堪，连英国的许多平民百姓也为她祈祷。这一事例极具有讽刺意义。它表明：服饰早已超越了普通人，甚认为，服饰不仅具有实用和装饰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体现人类在信仰上的崇高精神境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中西服饰文化则将服饰艺术视为服装设计的首要原则，前者重装饰艺术；后者重人体艺术。伦理观念对服装设计与制作的调节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或摈弃。甚至是英国成员的消费标准和审美标准。这种情形正如乔维诺.庞达诺曾指出的：“我们每天都看到服装是这样变更花样，四个月前还认为满意的服装，今天就已经过时而遭到摈弃。这种放荡不羁，只能受到谴责而无法加以禁止。”（《君主论》）虽然服装上的铺张浪费和追求新奇效应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却有警世之言在先，譬如，墨子就曾讲过：“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缔络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而观愚民也……当今之主，其为衣服……铸金色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接，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现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墨子·辞过》）墨子的话语是多么的中肯和精辟，但至今仍遭非议。
此外，当今的有些时装设计师还有意追求某种荒诞离奇的视觉效应。譬如在西方和日本等国曾一度流行过的“乞丐装”，人们故意把衣服弄破，东拖一片，西挂一片，甚至弄成衣不蔽体的样子。或者用陈旧肮脏的布来制作。
至于伊斯兰服饰伦理学坚决反对的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在中西现代服饰中更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我们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身着男式服饰的所谓“假小子”和头扎辫子，耳戴金环的妖艳男子。还有些服装似乎是受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意在消除两性之间的特征差别，提倡所谓：“中性服饰”或者“服饰中性化”。
一、伊斯兰服饰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义这一最根本的、最合理的价值观作为统摄服饰的文化、历史、时代、心理、审美等诸要素的最高主导思想。伊斯兰服饰艺术根本无需伦理学的干预，因为艺术本身就足以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
二、伊斯兰服饰文化强调服装必须遮盖羞体。因为虽然人体作为安拉的创造物是均称健美的，但人体是有男女之别的。暴露羞体很容易激起本能的情欲，从而败坏道德，使人降格为同动物一般。而西方服饰文化则有意突出人体。在将人体作为一种美来观赏时，忽略了人体美的特殊性及人体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混淆了人体美与其他美的形态之间的差异。这种展现和突出人体的审美观是西方服饰文化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古罗马文化的历史沉淀。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约束，不是重人体的直观表现，而是重装饰的写意和传神，但这种传统伦理价值观缺少象伊斯兰伦理学一般的坚固支撑——认主独一的正信和后世归宿的最终关怀，因此，很难抵卸西方审美价值观在服饰设计与制作上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侵蚀，使自身最终发生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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